尹相勇教授也認為，過去政府偏重于強調公交公司的企業性質，現在是既承認其企業行為，更強調其公益性、服務性行業的性質。“這是政府對公共交通認識上的一次升華。正是由于認識到了公共交通的這一特點，政府利用價格機制杠桿，把人吸引到公共交通上來。同時對公交公司進行財政補貼，為自己的決策埋單。這是執政理念的變化，必將對現實產生巨大的影響。”

　　中國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則另有一番擔憂：公共交通行業正處在公益服務行業和市場化運作的兩難處境。雖然有政府財政支持，但可以想象的是，補貼不會太過豐盛，僅僅是幫助其維持正常運轉，公交行業員工收入普遍較低就是一個證明。

　　“毫無疑問，廉價公交本身不會給公交行業帶來利潤。假如政府將其虧損的部分全部補足，那么，公交行業豈不是成了有實無名的事業單位？這對公交公司及其員工會產生怎樣的影響？會否約束其工作樂趣和創新能力？會否助長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心態？”毛壽龍說。

　　北京的廉價公交引起了專家們對公平問題的探討。

　　“哪只羊多交了羊毛？”毛壽龍教授這樣反問，“我們贊賞廉價公交，但作為學者也要研究一些深層次的技術性問題。廉價公交對全部的付出成本群體來說是否公平就值得探究。比如，那些開私家車的人，他們是納稅人，交了錢，卻沒有享受到低價服務，他們就多交了‘羊毛’，這會涉及轉移支付等許多問題。”

　　“如果北京市民可以享受如此低廉的服務，其他地方的人為什么就不能夠享受呢？這會否造成首都與地方之間某種人為的差別或者隔閡呢？”展江教授說。

　　“崇尚以民為本、創建和諧社會的今天，政府在社會中出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是政府決策的前提。”北京的一位律師說，廉價公交的最大受益者是離不開公交的中低收入階層。降價最大限度地眷顧了老百姓利益，維護了市民公用事業、公共設施利用的平等權和優惠權。北京市政府在這一點上帶了一個好頭。

　　這位律師分析認為，對于低收入者，他們幾乎沒什么選擇，騎自行車上班辦事近的還可以，遠的誰都難以招架。所以在中低收入階層，乘坐公交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，甚至在高收入階層中一些背負了過重房貸的人也會不情愿地擠公交。“因此公交的票制改革關系絕大多數北京人的切身利益，每一次很小的變動都會引發巨大的轟動。此次，無疑是最大的一次。”